女生大多爱八卦，我也不例外。有爱八卦邻里乡亲的，有爱八卦明星的，我独爱八卦政商界大佬。有点像小时候读历代皇帝那本书，书中把每一个皇帝的经历独立整编成章，或长或短，取决于这个皇帝有多少值得书写的功过是非。我总是先翻到最后看他怎么死的，然后翻到中间看他有没有很强悍的后宫或太监干涉他的朝政，最后再百无聊赖看他的政治经济改革。保尔森的这本《Dealing with China》是一本很适合我阅读的书。他原是一个银行家，后来做了美国小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部长。他通过工作接触过很多中共高层领导人和成功企业家，他的工作也涉及帮助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实现海外上市或债务重组，受朱镕基总理委托创立清华大学经济和管理学院，发起并主导早期的中美战略和经济合作对话，成立保尔森基金会支持环境保护和中国经济转型等等。他的书，糅合了论文和日记的风格；既以教科书形式分析了97年以来国家经济改革方面的内在逻辑和国家领导人所做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又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了高层领导人的言行举止；好玩儿的是他还会时不时透露出一些高层内部关系网的八卦。市面上不乏经济改革方面的专业书籍，之前也有在林毅夫的经济学讲义里面总结过一些关于国企、国有银行和金融体制存在的问题和应对措施，但保尔森作为高盛总裁和财政部部长，在他所处的高位，向我们展示了发展的更大格局，并以一个具体参与者，描述了改革者们这不断试探、创新、举步维艰但意志坚定的二十年。
以高盛总裁的身份参与中国企业上市和改革
书是以保尔森1997年去中南海面见朱镕基开始的。1997年是个震荡之年，邓小平主席去世，十五大完成新旧政权交替，香港回归中国，“经济沙皇”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当此之时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二十年，先期改革中做的很多尝试，弊端已现。朱镕基也不想按照老路子，做一些在体制内修修补补的事情。他有更大的抱负，他要按照西方的金融体制、公司管理模式去改造中国企业。他面见保尔森一行，是想通过高盛这些投资银行帮助中国邮政去海外上市。保尔森提到中方的具体负责人是时任国家电信部部长的吴基传和建行行长的王岐山。可以说从那时起，保尔森和王岐山之间就建立起了相互欣赏、相互信赖的深厚友谊。也是这种友谊帮助了之后中美战略和经济合作对话关系的确立，也帮助了美国顺利度过08年金融危机难关。
朱镕基总理说过”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国企改革、机构改革）“。保尔森亲历中国电信、中国石油、中国银行（香港）的上市，以及广东投资公司的债务重组，他的日记也深深透露出改革的艰辛。这些公司的上市之路各有阻碍，也从不同行业揭露出中国企业的结构性缺陷。
中国电信（香港）的上市是一个开山之举，朱镕基也想通过这个项目在体制的层层束缚下，探索出一条擦边球的道路。选中中国电信不是没有原因的。90年代初期国家开始着手发展通讯产业，1992年的时候电话普及率是平均每两百个人一部电话；国家在92-96年间广泛铺设固话线、大搞移动网络基建，电信方面亟需需资金支持；另一方面，电信这边似乎没有太集中的党内派系关系。讽刺的是，这需要感谢于电信内部势力比较松散，各级部门既汇报中央部委又汇报地方政府。改革派第一步是实行政企分离，中国电信集团应运而生；第二步就是开始计划到海外上市。但是想吸引海外投资者的资金，一方面企业要有足够的潜力，另一方面企业要有清晰真实的企业资产负债表、企业盈亏记录；而后者，让一个刚从政府部门里分出来、各省市管辖不明的企业如何拿得出。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一方面保尔森他们聘请了很专业的会计去理账，另一方面，中方只挑选了三个省份（广东、浙江、江苏）的电信业务组成子公司去上市，如此一来，就将问题简化些许。但这个公司的上市是有着及其明确的政治目的，当时中国正进行着加入WTO谈判，成功上市将会展现中方加入世界经贸圈的极大诚意。于是，朱镕基总理很希望这个上市尽快完成。始料不及，这次在香港的IPO碰上了亚洲金融海啸，虽最后有惊无险，但也说明了改革的进程，常常也会受国际形势的影响。试想当朝如果没有西夏和吐蕃的侵扰，宋朝国库空虚，又怎会有为筹钱而开展的王安石变法，又怎会有将宋朝葬送的百年党争！
再谈谈中国石油的上市。中国石油当时面临的问题有内部生产成本高、设备老化、员工冗杂，亚洲金融危机造成了油价下跌，国际石油产业重新洗牌，中国石油在国际上竞争力不断下降。党内对中国石油的整顿有两种态度：一是对公司进行西方化改革，包括在海外上市；另一个是由国家出资，向外扩张海外业务。朱镕基总理是坚定的改革派，他委托保尔森的团队帮助中国石油进行香港IPO。
保尔森在这个案例中着重描写了国企改革中的两个难题：就业和国家对战略资源的控制。先说说就业问题，国企一方面享受各方面的政策优待，另一方面也肩负巨大政策负担：它要给千百万的城镇居民提供铁饭碗。提高企业盈利，就必须裁剪冗员。虽然当时下岗的国企员工都得到了国家丰厚的补偿，但是他们过了几年以后又开始滋生事端，其关键点在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无法保证他们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所以说国企是一个问题聚集点，撬开它，能带出各方各面的体制弊端。在第二点上，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命门，对石油的生产加工和分配，国家是严加管控，但是中国石油在上市的时候，只是将核心资产打包组建成一个上市公司，其非核心资产、亏钱的业务都扫进母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母公司控制了中国石油的90%股权。这一方面体现了领导者的智慧：既能以漂亮的盈利数字来吸引资金，又保留了国家的绝对控制权；另一方面也也引人深思：这种不彻底的国企改革，能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资金自由、投资者监督等多项上市公司福利。前一阵子习近平总书记讲到，国企混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点发展方向，产权明晰是一个挑战，但我觉得更需要做的，是如何利用好投资者监督来提高管理者水平，如何利用市场的有效性来提高公司生产效率。只有企业赚钱了，大家才不会天天只为分红的事情吵架。
中国银行（香港）的上市，则涉及到改革者在金融体制方面做的工作。我自己是在西方银行做事，感觉到银行业在中西方有几点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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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储蓄业在国内金融所占比重（资金总量方面）远远大于西方。同样的，国内融资手段过度依赖银行贷款（公司资金需求有80%由国有商行提供，是美国两倍之多）。西方金融市场结构均衡一些，商业银行贷款、企业债券、各级政府债券、二级市场股票等非常流通，市面上还有一些变着花样的复杂产品去吸引资金。不过也是因为某些复杂的房屋贷款产品，引爆2008年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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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商业银行依然保留浓厚政策性色彩。比如说在人事上，董事会对管理人员、各级行长的任免的影响很小，反倒是要听从组织部安排；在作用方面，商行要受中央的指导去着重资助五年计划里的重点发展产业，受各级政府的暗示去扶助国企。国外的银行的日常运作就科学化许多；再拿贷款业务来说，它有一套完整的流程，以模型为底，考虑各种人事因素，全面涵盖贷款定价、风险管理等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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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上来看，国内商业的坏账率高达25%，盈利率（RoE）几乎为0 （2020年第三季度数据），相比之下，巴克莱在同期的坏账率为2%，盈利率（RoE）为5%。甚至有评论说，国有银行的坏账率、逾期率甚至高于P2P，凭什么国家要严格限制民间借贷，反而强迫老百姓把资金放在银行？其实就在于这些银行都是巨婴，没有足够的自生能力。中央财政部是这些银行的大股东，举例工商银行，财政部、汇金投资加香港中央代理人所持超过85%，而后两者都是政企分离的企业，幕后受益人是国家财政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筹不到资金，就无法赚取利息差价，政府收入会减少；另一方面，若是吸入的民间资金变少，就无法填补坏账带来的账面黑洞，若是在西方国家，这种情况下的银行很容易被迫关门倒闭，但在中国，谁敢承受这种后果？巨婴们有恃无恐，也就缺少根除自身毛病的动力。
保尔森在书中重点描述了银行对国有企业的无条件贷款、对民企的苛刻，是银行业发展的一大阻力。在我看来，更深层原因在于利率机制的政策化和社会资源的不平衡。西方国家的利率是市场化的，央行只能决定短期利率，长期利率则是市场决定的，环境多变这就对银行的定价系统、风险控制有着严苛的要求。中国的利率是没有市场化的，占据大量民间资金的国有银行自是我行我素；却因小失大，从开始就错过了借助改革开放来完善内部管理的青少年时期。正跟人的培养一样，少年时期的性格缺陷比较容易纠正，成年以后就积重难返了。
以美国财相的身份参与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 （S.E.D）
之前听了几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逸老师介绍的从1972年中美建交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在90年代的美国克林顿时期，美国就对中国的态度变得有些微妙，开始出现反倾销的声音。911事件是个转机，美国开始寻求世界反恐合作，对中国的敌视倾向也开始缓解。保尔森就是美国在对华态度比较友好的时期，出任小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部长。他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开启了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
保尔森与中方的接洽是从06年拜访习近平开始的。当时习近平出任浙江省委书记，曾就提高浙江民企的生产效率问题，接触过保尔森。通过习近平，保尔森的SED得到了总书记胡锦涛的支持，胡锦涛安排当时出任外贸部部长的吴仪负责谈判。从保尔森的书中我才了解到，国与国之间的谈判需要理清非常复杂的关系；要先整合自己国家党派之间、部门之间的关系，才能进行国家之间的博弈，握紧拳头才有力量。举一个例子，国防部那边在不断向台湾出售军火武器，保尔森这边还在争取中国政府的支持，将美国食品安全标准加在中国出口的食品之上。这时候就需要中美双方谈判者找到一个比较容易取得进展的谈判点，而这个点也足够重要，才能让谈判进一步深入进去。保尔森选择了要求人民币升值。
书中大量描写了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行事作风和个人魅力。比如说吴仪是个非常硬派的女强人，跟保尔森见面的第一面就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她握手有力，第一句话就说：“我知道你不希望我来主持谈判。你或许认为我不够强硬，但是我会向你展示，我很强硬，比你们都强硬”。比如说薄熙来的犀利敏锐，他会反过来质问保尔森为什么要那么在意人民币的低估值，毕竟美国在华的投资企业由此受益颇多。比如温家宝的感性，他会因为保尔森在青海湖考察时，捡起废弃塑料瓶，做出的环保姿态，感动到眼角湿润。比如说周小川的高瞻远瞩，他在98年的时候，就草拟了一份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方案，因为太过先进彻底自是遭到周围强大反对，但还是在朱镕基的支持下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可以说这些年中国金融改革都是按照他预设的思路在走。比如说王岐山的从容镇定，他在97年被派去广东担任副省长，着重处理国有企业债务困境。因为他坚持市场化经济中，政府不能为企业的债务买单；在面对党内保守派的压力和外国记者的炮轰时，非常镇定并明确得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在反腐问题上的软硬兼施，常在私下讨论如何以手术式、西药式和中医式三管齐下的方式来整治党风。如此第一手的内部材料，真是让读者看尽领袖者们的风采。
以保尔森基金会会长的身份参与中国可持续发展
卸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后，保尔森建立了保尔森基金会。不同于其他的专业人士，他不想着只做一个提供咨询服务的"think tank"，他也想把思想化成行动，做一个"think and do tank"。摆脱了商业和政治上的束缚，他更能深入接触中国的经济发展失衡问题：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屋建设速度，远超于社会保障和教育体系的发展，导致城镇边缘化人群的激增，贫富差距变大；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有未逮，政令无法得到精准有效实施；地方的税权过小，大多靠卖地、银行借贷来增加收入，如今的地方政府债务也成了国家经济的一颗不定时炸弹。还有各地政府、各部门之间矛盾不断，比如说为改善北京的空气质量却要关闭河北的工厂，比如说毁誉参半的三峡工程，虽缓解了电力紧张，但因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长江流域农作物减产。更深层次的是发展和维稳之间的矛盾，江泽民朱镕基那一代领导人是改革派，机构改革、税制改革、金融改革都是发生在90年代；胡锦涛那一代的领导班子则倾向于维稳，叫停了很多方面的改革，追求一个和谐社会。习近平主席深知改革开放的重要性，然一有党内意识形态的不和、既得利益阶级的阻挠，二有体制内部的沉疴宿疾，三又在如此诡谲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改革如何能不如履薄冰！
回溯历史越多，就越不自由。从深度上，我发现所有我的思想，都有着先人的痕迹；从广度上，我发现离我如此之远的政策制定者，他们做的事情与我的生活如此密切相连。谁能想到斯托雷平在十月革命后的土地改革，会影响千里之外的中国、百年之后的我们的户籍制度呢？《周易 乾卦》说，“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 六爻发挥，旁通情也。 时乘六龙，以御天也。 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正是说的改革者的高屋建瓴、海纳百川。